前工业时代欧洲的人口一直保持着年轻的状态，也就是金字塔型。一点是因为高出生率，但由于频繁的战争、瘟疫，死亡率也很高。教科书一般认为农业社会相对于原始社会死亡率大幅下降，看来并不适用于此。
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导致了低自然增长率，但社会内部却不相同。上层社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主要是食物的相对充裕，暂且不论医疗，因为近代医学出现前的治疗难有作用。如果上层持续扩大那么就是名不符实，因此，上层总有一些人到下层寻找机会，这些人一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价值观念也被带到下层，这点在英国最为明显，中产阶级的观念也最早被镶入英国。
欧洲对人口的控制有着一系列抑制措施，可分为预防类抑制与积极性抑制，以出现在人口的出生前后为分界。预防类抑制措施如晚婚或未婚，英、法一些地区平均婚龄超过25岁，并且女性中有许多成为修女，这或是预防结婚后生活水平下降、维护家族财产的独立性，或因高额的嫁妆；积极类来的更为猛烈，显眼的有瘟疫、饥荒、战争，不显眼但更普遍的是生育多带来的饥饿，由此，儿童、少年占死亡率大部分也就不足为奇。
黑死病更带来了劳动力的短缺，与之对应的是劳工工资与地位的提高。
在风险大、普遍贫穷的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过长时间会大大牺牲从事生产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学徒制便有了一种优越，它将生产与学习结合。普通人家寻找师傅并不容易，学徒也一般为不会成为未来对手的家族成员，并且许多成了女婿。
与学徒关联的是行会，行会的目的是减少竞争，维护内部成员的利益，也就是高工资，但是行会的存在要看它的生产力是否值得高工资，不然就是无功受禄。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行会虽可以提供更精美、质量更好的产品，但是生产力却不如采用新生产组织方式的国家，此时行会带来的只有对创新的阻碍、高工资带来的高成本。近来的例子有，上世纪五十年代采用集装箱运输时码头工人行会的罢工抵制、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
中世纪并非是黑暗的色调，事实上，这时的欧洲进入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时代。虽然原创性技术不多，但是许多技术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诸如水磨、风车、轮作系统、马蹄铁、印刷术、火药。并且，这些技术革新有从农业扩展到制造和服务业的趋势。发明并不如投入生产重要。
技术发展的另一特点是机械，世界越来越被看做是精密的仪器，上帝也被看做是技术高超的钟表匠。这显著不同于东方与古希腊-罗马的世界观，这些文明认为世界充满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需服从并与自然保持和谐。
这些技术革新的一个影响是一项生产的投资或成本越来越大，如马的饲养成本大于公牛，但是马的效率更高。大型水或风力设备所需的资金远超工人工资。这说明了生产率的进步已经足够弥补成本。高额成本又推动着以信贷为生的银行发展、大量聚集工人的产生。
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出现过一次能源危机：木材的缺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木材的绝对缺乏，有些地方可能有密集的森林，但是高额的运输成本阻碍了其开发。由于炼铁缺乏燃料，英国不得不从瑞士进口枪支，即使其质量差于本国所产。由此，被长时间认为存在毒性的煤炭被纳入使用范围，这带来了大量可利用的能源。就像被迫进食农作物带来的巨大能量供给。
许多国家或地区登上过舞台的中央，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等。虽说所有国家都可以从比较优势中获益，但是绝对优势却不可否认的存在。一国提供初级产品的优势大于其他产品，它可以从多出口初级产品中获益。但是如制造、科技能力这些作为绝对优势的硬实力却可以在较量中占据上风。所以一国究竟是依靠现在的比较优势获取明显利益要是做具有高额代价的产业？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力支持电子等高科技产业而不去做被经济学家认为有明显优势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先见之明。
比较优势在国与国外贸中应用有时可以作为增长引擎，有时也是衰退引擎。当意大利的商品和服务不再具有优势时，外贸加速本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对外转移，经济越来越依靠出口诸如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产品不是为了本国国民需要，而是进口国。但是不可否认，买卖双方当阶段都有利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