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最引人瞩目的是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物）。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一点是，人口的增长快于食物的增长。增加的人口虽然可以作为劳动力投入生产，但是边际产出总会经历下降，于是人口将处于食物所供养的极限。

在这一模型中，人口的增加会使生产率不断下降，最终，人口规模处于极限水平，生产率降至最低，平均收入仅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如果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那么生产率将得到提高（与极限水平相比），收入水平也较高。

苏联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用以压低人口规模，产出的剩余率也较高，国家也就可以从群众中提取剩余用于工业建设，如果产出仅够满足生活，怎么能够拿到剩余呢？这可作为分析苏联与同时期中国的一个方面。

济贫可以提高贫困人口（对食物）的购买力。如果产出没有增加，食物的价格将上升，相当于稀释了其他人的购买力。考虑到需求的增加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食物生产，但是新增的产出会不断递减，于是价格依旧上升，更多人被推向生存线。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另一显著影响人口的因素是瘟疫。瘟疫提高死亡率，压低了增长率、极限水平。

不只是环境因素，人类的一些自身特征也影响了极限水平。

人类社会有显著的分层，每一阶层都想要更高的地位，同时避免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总有些最底层，他们永远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以下，显而易见的是死亡。而任何压低人口极限的因素都会率先把他们推下去。

暂且不论爬升，为了维持自己或是后代的生活水平，少生育是常见的做法，如晚婚晚育，甚至是不婚。这些偏好人为抬高了环境因素已规定的人口极限。于此对应的是底层群体的无偏好，满足温饱就是所求。

后代数量减少不利于基因的传播，但是数量多以至降低生活水平也有此后果。封建社会的解决方法有妻妾制、长子继承制，依此，继承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而后代数量也得到增长，只不过是一些人要到别处寻找机会。

这些偏好人为提高了生存线，为了达到这一生存线，仍然需要拼命努力挣得一份期许的生活。

不同社会的层次不同。古代中国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社会上既少有可供爬升的通道，也缺乏对已有地位的保护机制。于是，大多数人就只能生活在生存线附近。人口的数量也接近环境极限；而西方是层次化社会，贵族的地位稳固，对财产权也有完善的保护，这也就允许部分人远离生存线，人口也少于环境极限。

国家机器需要民众供养，以各种税赋得到。封建社会的税赋多以土地为载体，人口的增多并不能使财源大增、政府规模大扩，相反还会使政府控制层级的降低。如古代中国，秦汉时中央政府的法令可以贯彻到最底层，控制能力也很高。但是清代虽人口增加数倍，但政府规模（县的数量）依旧，控制也只能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