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对清晰思考的请求

政治争论中的所有常用话语，即使在字典上有一个明确意思，使用时的含义却随听者的政治联系而变化，只在凭它们的力量唤起狂热情绪时才相一致。词“自由”最初的主要含义是不被异邦统治，然后变为了对皇室权力的约束，随后，在“人权”的时代，变为表示各种各样对个人不受政府干涉的尊重，而最终，由于黑格尔，它变成了“真正的自由”，等于是对遵守政策的仅仅礼貌性的许可。如今，词“民主”也在经历相似的转变：它过去常意味着多数人的政府，带有略微模糊的少量个人自由，接着它的意思是代表穷人利益的政党的目标，实际上随处可见的穷人就是多数，在下一时期，它代表此政党领导人的目标。现在，遍及东欧和一大块亚洲，它意味着先前是穷人的捍卫者的专制政府，但他们现在将此捍卫局限为了仅让富人承受毁灭，除非富人在新的含义上是民主的。对于政治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成功的方法。那些伴随某种情感、长久听到某词的人，倾向于在听到同一词时感到同一情感，尽管它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多年以后，如果需要志愿者对月球来一场实验性的航行，那么把卫星重命名为“还是自家好”将更容易招到志愿者。

这需要一部分的教育——因为它有关科学和科学哲理——去教年轻人凭精确的含义使用言语，而不是凭一团含糊的情感产生的迷雾。我从观察中知道，爱好科学哲理实际上在这方面非常有效。二战爆发的两到三年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热衷于激烈的辩论，要解决它几乎无望，除非使用暴力。这些会议成员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商讨深奥的逻辑学问题或知识论，明显是完全脱离了国际事务，而在他们的非工作时间，他们讨论那些最争论不休的国际政治问题。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中有人展现出了对祖国的偏袒，或是没能给不符合他们祖国利益的论点应有的分量。如果那个会议接管了世界政府，而且被火星人保护，远离那些他们激怒的狂热分子的怒火，他们本可以不被迫忽视其中气愤的少数人的抗议，而得到公正的决议。如果他们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如此选择，他们本能教育年轻人达到一个同样公正的程度。但他们没这么选。在他们的学校里，政府只乐意促进无理性、憎恨、猜疑和妒忌的萌发，它们都很容易在人类的心智里滋生。

由于政治热情对人类致命而又天然，在政治领域，对语言的精确使用难以被首先很好的教授，而用言语唤起比较少量的强烈情感却很容易。对理智的中立进行训练所产生的首要影响看起来很像犬儒主义。比方说，“真理”一词，一些人使用它心怀敬畏，而其他人，比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却是嘲弄。这使第一次听到像“真理是句子的一个内在属性”这样的陈述的听者感到震惊，因为他习惯于认为句子既非庄严也非荒谬。再比方说“无限”这个词，人们会告诉你一个有限的心智不能领会无限，但如果你问他们“你说的‘无限’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意义上人的心智是有限的？”他们会立刻发起脾气。实际上，词“无限”有一个绝对明确的、被数学家指定给它的含义，完全和数学上其他东西一样可理解。

如果一个人希望在鼓动人心的宣传形成的一片杂乱中保持清醒，那么使言语脱离情绪或是用一个清晰且符合逻辑的含义做替代，作为技巧带来的经验能帮助他站稳跟脚。在1917年，威尔逊²宣布了伟大的民族自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事务。但不幸的是他忘了对“国家”这个词附上一个定义。爱尔兰过去是一个国家吗？无疑它是。东北部的乌尔斯特³过去是个国家吗？新教徒说是，而天主教徒说不是，字典沉默了。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并且关于它的争论可能影响美国对大不列颠的政策。在彼得格勒⁴，或是它之后的名字，某一独宅于科伦斯基⁵时期宣布它是一个国家，正理所应当地争取自由，而且请求威尔逊总统给它一个独立的国会。不过这离题太远了。如果威尔逊总统在逻辑准确性方面经受过训练，他就会附上一个脚注，指明此国家的人口必须不少于某个给定的数字。但这会让他的原则有些随意，丧失词藻的感染力。

科技哲学所教的一个有用的技巧是将每个问题从具体转换到到抽象形式。比如下面的例子：爱尔兰人有权反对和大不列颠一起成为民主政体的一部分吗？每个美国激进党派的成员都会说有。穆斯林有同样的权力反对印度教徒吗？十个美国激进党派的成员中有九个从前正式说过没有。我并不是表明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以抽象的形式说明就可以被解决，而是在说，对于两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一个抽象的问题替代它，其中字母A和B代替会引起我们强烈情感的国家或团体的名字，那么为了获得公正的解答，看到何种考虑应被包含就会变得很容易。

仅仅恰当的思考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单有正确的情感也不行：恰当的思考有助于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估，而为知识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需要正确的情感。若不存在对普遍福祉的期望，即使再多的知识也不能激起可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行动。但许多人由于混乱的思考，在有害热情的驱使下行动，从没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但当通过纯粹理智的方法意识到这时，他们就能被唤起，以更少恶劣、更少倾向于产生冲突的方式行动。我坚信，如果世界各地的学校处于一个国际性的权威下，而此权威致力于澄清可能唤起强烈情感的词的使用，那么在国家、教义和政治党派间现存的敌意会很快消失，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也会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同时，那些主张清晰思考、反对相互间灾难性仇恨的人必须努力，不仅反对所有人类天性易遭的强烈情感，还要反对由偏执和疯狂的专横带来的有组织的暴力。在这场清晰、合逻辑的思考的斗争中，即使只有一个行动者，但却有了一个明确的部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