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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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清晰思考的请求
A Plea for Clear Thinking1 @罗素
言语有两种功能：其一是陈述事实，其二是唤起情感。后者是它们较古老的功能，在语言出现前就使用于动物的叫喊中。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用言语进行指示而非唤起的不断增多，但在政治中朝这个方向却做的很少。如果我说匈牙利的面积是若干平方千米，我是在做一个完全提供信息的陈述，但当我说苏联的面积是全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时，我的陈述主要是情绪性的。
1.1. 民主的含义
政治争论中的所有常用话语，即使在字典上有一个明确意思，使用时的含义却随听者的政治联系而变化，只在凭它们的力量唤起狂热情绪时才相一致。词“自由”最初的主要含义是不被异邦统治，然后变为了对皇室权力的约束，随后，在“人权”的时代，变为表示各种各样对个人不受政府干涉的尊重，而最终，由于黑格尔，它变成了“真正的自由”，等于是对遵守政策的仅仅礼貌性的许可。如今，词“民主”也在经历相似的转变：它过去常意味着多数人的政府，带有略微模糊的少量个人自由，接着它的意思是代表穷人利益的政党的目标，实际上随处可见的穷人就是多数，在下一时期，它代表此政党领导人的目标。现在，遍及东欧和一大块亚洲，它意味着先前是穷人的捍卫者的专制政府，但他们现在将此捍卫局限为了仅让富人承受毁灭，除非富人在新的含义上是民主的。对于政治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成功的方法。那些伴随某种情感、长久听到某词的人，倾向于在听到同一词时感到同一情感，尽管它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多年以后，如果需要志愿者对月球来一场实验性的航行，那么把卫星重命名为“还是自家好”将更容易招到志愿者。
这需要一部分的教育——因为它有关科学和科学哲理——去教年轻人凭精确的含义使用言语，而不是凭一团含糊的情感产生的迷雾。我从观察中知道，爱好科学哲理实际上在这方面非常有效。二战爆发的两到三年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热衷于激烈的辩论，要解决它几乎无望，除非使用暴力。这些会议成员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商讨深奥的逻辑学问题或知识论，明显是完全脱离了国际事务，而在他们的非工作时间，他们讨论那些最争论不休的国际政治问题。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中有人展现出了对祖国的偏袒，或是没能给不符合他们祖国利益的论点应有的分量。如果那个会议接管了世界政府，而且被火星人保护，远离那些他们激怒的狂热分子的怒火，他们本可以不被迫忽视其中气愤的少数人的抗议，而得到公正的决议。如果他们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如此选择，他们本能教育年轻人达到一个同样公正的程度。但他们没这么选。在他们的学校里，政府只乐意促进无理性、憎恨、猜疑和妒忌的萌发，它们都很容易在人类的心智里滋生。
由于政治热情对人类致命而又天然，在政治领域，对语言的精确使用难以被首先很好的教授，而用言语唤起比较少量的强烈情感却很容易。对理智的中立进行训练所产生的首要影响看起来很像犬儒主义。比方说，“真理”一词，一些人使用它心怀敬畏，而其他人，比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却是嘲弄。这使第一次听到像“真理是句子的一个内在属性”这样的陈述的听者感到震惊，因为他习惯于认为句子既非庄严也非荒谬。再比方说“无限”这个词，人们会告诉你一个有限的心智不能领会无限，但如果你问他们“你说的‘无限’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意义上人的心智是有限的？”他们会立刻发起脾气。实际上，词“无限”有一个绝对明确的、被数学家指定给它的含义，完全和数学上其他东西一样可理解。
如果一个人希望在鼓动人心的宣传形成的一片杂乱中保持清醒，那么使言语脱离情绪或是用一个清晰且符合逻辑的含义做替代，作为技巧带来的经验能帮助他站稳跟脚。在1917年，威尔逊2宣布了伟大的民族自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事务。但不幸的是他忘了对“国家”这个词附上一个定义。爱尔兰过去是一个国家吗？无疑它是。东北部的乌尔斯特3过去是个国家吗？新教徒说是，而天主教徒说不是，字典沉默了。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并且关于它的争论可能影响美国对大不列颠的政策。在彼得格勒4，或是它之后的名字，某一独宅于科伦斯基5时期宣布它是一个国家，正理所应当地争取自由，而且请求威尔逊总统给它一个独立的国会。不过这离题太远了。如果威尔逊总统在逻辑准确性方面经受过训练，他就会附上一个脚注，指明此国家的人口必须不少于某个给定的数字。但这会让他的原则有些随意，丧失词藻的感染力。
1.2. 朝抽象形式转换的问题
科技哲学所教的一个有用的技巧是将每个问题从具体转换到到抽象形式。比如下面的例子：爱尔兰人有权反对和大不列颠一起成为民主政体的一部分吗？每个美国激进党派的成员都会说有。穆斯林有同样的权力反对印度教徒吗？十个美国激进党派的成员中有九个从前正式说过没有。我并不是表明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以抽象的形式说明就可以被解决，而是在说，对于两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一个抽象的问题替代它，其中字母A和B代替会引起我们强烈情感的国家或团体的名字，那么为了获得公正的解答，看到何种考虑应被包含就会变得很容易。
仅仅恰当的思考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单有正确的情感也不行：恰当的思考有助于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估，而为知识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需要正确的情感。若不存在对普遍福祉的期望，即使再多的知识也不能激起可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行动。但许多人由于混乱的思考，在有害热情的驱使下行动，从没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但当通过纯粹理智的方法意识到这时，他们就能被唤起，以更少恶劣、更少倾向于产生冲突的方式行动。我坚信，如果世界各地的学校处于一个国际性的权威下，而此权威致力于澄清可能唤起强烈情感的词的使用，那么在国家、教义和政治党派间现存的敌意会很快消失，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也会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同时，那些主张清晰思考、反对相互间灾难性仇恨的人必须努力，不仅反对所有人类天性易遭的强烈情感，还要反对由偏执和疯狂的专横带来的有组织的暴力。在这场清晰、合逻辑的思考的斗争中，即使只有一个行动者，但却有了一个明确的部分发挥作用。
2. 我如何写作
How I Write1 @罗素
我不能假装知道应如何写作，或是用一个聪明的评论家常建议我的方法就能写的更好。我至多是讲述关于我自己尝试过的东西。
二十一岁前我都在希望多少能以约翰·史都华·弥尔的风格写作。我喜欢他句子的结构和形成一个主题的方式。然而，我早已有了一个不同的想法——我想是源自数学。我希望用最简短的词清晰表达任何东西。也许，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模仿贝德克尔而不是其他任何文学模范。我常常为了用最简短的方式清晰地表达事物而花很长时间，而且为了这个目标我甘愿牺牲所有美学方面优异的尝试。
然而在二十一岁，我又被一个新的人影响，他是我之后的大伯，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他当时仅关注风格而非内容。他崇拜福楼拜和沃尔特·佩特，而我当时十分乐意相信学习如何写作的方式就是去模仿他们的技术。他给了我许多简单的法则，这些我如今只记得两条：“每四个词加一个逗号，”与“不要使用‘和(and)’，除了在句子的开头。”他最强调的建议是一个人必须不断重写。我认真照此尝试，但发现我的首稿几乎总是好于二稿。这个发现为我省了大量时间。当然，我没有把它用于文章的实质，而只在形式中。当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错误时，我会全部重写。我没发现的是，当我满足于一个句子的意思时，我能把它写的更好。
我很快就逐渐发现了以最低限度的担忧和焦虑来写作的方式。年轻时，严肃作品的每个新鲜部分对我来说似乎都是一段非我能力所及的时间——也许很长。我过去常常在不安的状态下苦恼，它产生于从没正确来到的恐惧。我会一个接一个地做令人不满意的尝试，结果将它们全部舍弃。最后我发现如此笨拙的尝试根本是在浪费时间。似乎在最初思量某领域的一本书、对它初步认真关注后，我需要一段在潜意识里酝酿的时间，这不能急，其实慎重思考会妨碍它。有时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犯了错、不能把之前在脑海中想的写进书。但我通常幸运多了。经过一段时间非常紧张的专注后，问题被植入我的潜意识，它会在地下发芽生长，直到解决方法突然浮现，令人豁然开朗，以至最后只需写下像神启一样出现的东西。
有关此过程最奇特的例子发生在1914年初，它使我之后依赖上了此方法。我当时已经答应在波士顿做几场洛厄尔讲座，所选的主题是“我们有关外在世界的知识”。此话题整个1913年我都在思索。学期时在剑桥我的卧室里，假期时在泰晤士上游河段的一间安静的小旅馆里，我全神贯注，常常忘记了歇息与昏睡时出现的喘息。但这些全都没用。对能想起的每个理论，我都感知到了致命的异议。最后，我在绝望中去罗马过圣诞节，希望一个假期能恢复我萎靡的精力。我在1913年的最后一天回到剑桥，然而困难却完全没解决，由于时间所剩无几，我打算最好是对一名速记员口述。次日早晨，她一进门，我就清楚地明白了我要说些什么，之后整本书被毫不犹豫地口述下来。
我不想传递一个夸张的印象。这本书非常不完美，我现在知道它包含许多严重错误。但这是我当时所做的最好的，而一个更慢悠悠的方式（在我可支配的时间内）几乎一定会产生一个更糟糕的东西。无论对其他人可靠的是什么，于我这就是正确方法。而福楼拜和佩特，我已经发现我还是最好忘掉。
尽管我现在知道，如何写作自我十八岁起就不那么困难， 但我的进步却不是凭借任何直线手段。本世纪2的最初几年，在一段时间里，我有绚丽、浮夸的抱负。那时我写了《一个自由人的信仰》，一个我现在并不觉得好的作品。当时我沉迷于弥尔顿的诗歌，他滚动的时代在我的大脑深处轰隆作响。我不能说我不再敬仰他们，但于我而言，模仿他们一定会卷入虚伪。实际上，所有模仿都很危险。没有什么就风格而言能好过祈祷书和钦定本圣经，但它们传递了一个不同于我们如今时代的思考和感受的方式。风格只有在深刻且几乎无意识地表达了作者的人格时才是好的，并且作者的人格也必须值得表达。但尽管直接模仿总是被批评，熟识优秀诗歌还是可以收获许多，尤其是培养对诗歌的韵律感。
有一些简单的格言——也许并不像我大伯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给我的那样十分简单——我认为值得推荐给写说明文的作者。第一：短词可用就绝不用长词。第二：倘若你想做一个带有许多限定的陈述，就将一些限定放于独立的句子。第三：不要让句子的开头把读者引向一个与结尾相反的期望。比方说下面的句子：“人类完全免于讨厌的行为模式，除非某些前提（只有小比例的实际情况不满足）碰巧结合产生（由于一些偶然的有利条件同时汇集，无论是智力还是环境方面）一个许多要素偏离社会正常有利模式的个体。”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句子翻译成英文，就让我们看看。我推荐如下句子：“所有人都是无赖，或是几乎全部。不是必要的那些人拥有罕见的运气，无论是出生还是成长。”它更简短易懂，几乎表达了同样的东西。但我恐怕任何使用第二个而非第一个句子的教授都会被解雇。
这对我的读者（教授也一样）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被容许使用直白的英语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我想，我能使用数理逻辑。比如这个陈述：“一些人和亡妻的姐妹结婚。”我能使用只有经过许多年研究才能易懂的语言风格表达它。我向年轻的教授建议，第一件作品要用只有少数博学之士才懂的行话书写。在这之后，他们才能说他们要以“人们易于理解”的语言风格讲话。目前，我们的生活完全由教授摆布，我不禁觉得，他们采取我的建议，才值得我们感激。
3. 一个我们时代的哲学
A Philosophy for Our Time1 @罗素
这是我的主题，但我并不认为给我们时代的哲学分配的任务完全不同于其他时代。我相信，哲学有永恒的价值，这不会改变，除非在某方面：某一时代比其他时代更普遍偏离了智慧，以至更需要被动接受哲学。就许多方面而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有很少智慧的时代，但也因此，借助哲学的必须所教之物，此时代可以获益良多。
哲学的价值部分涉及思考，部分涉及感受，然而它的作用在这两方面密切相连。在理论方面，它能帮助将宇宙尽可能地作为一个整体理解。在感受方面，它帮助对人生的尽头持公正的感激态度。我建议首先细想哲学能为我们的思考做些什么，然后是能为我们的感觉做些什么。
3.1. 此处与现在
哲学做的——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扩展我们大脑的想象力。动物，包括人类，从由此处和现在组成的中心看待世界。我们的感官，如同夜晚的蜡烛，朝不断遥远的物体投射出逐渐减弱的光亮。但我们从未摆脱在动物生涯里我们被迫仅从一个角度看待万物的事实。
科学尝试逃离地理与年代的牢笼。在物理上，时空坐标的原点完全随机，而物理学家却致力于说明，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事物，对天狼星或河外星云的居民同样适用。
这又是解放的时代。历史和地理让我们摆脱现在，天文学让我们摆脱此处。大脑中充满这些研究的人会觉得一些事偶然，或几乎微不足道，实际上他的自我占有了时空川流的某一部分。他的才智逐渐变得越来越独立于那些生理需求。在这方面，它需要通则、眼界和力量，而这些对于思考被困于动物需求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有文明国家多少都能感知到：一个博学之士不被期望只种植他自己的食物，满足于有大量无用的时间可供消耗，为仅不过是活下去的问题忧心。当然，它仅能通过一个社会机制完成，在此机制下客观的态度多少有可能通行。我们全都变得沉迷于就生存而言是必须的动物需求，但有某些能力的人能自由发展出摆脱自身需求的思考和感受的方式，此发展会被发现具有价值。这与了解某方面知识相关，但最相关的是那种有哲学特征的总览。
3.2. 宇宙的不同图景
如果读些过去大哲学家的理论，你会发现大量不同的宇宙图景，它们对人类的想象力有几分好处。一些人认为世界上只有精神，而物理事物其实是幻象。其他人认为只有物质，我们叫做“精神”的只是由某些物质以古怪的方式表现出的而已。现在我还不能说它们中任何一个对世界的看法比另一个更真实，或更有吸引力。我想说的是，体会这些不同的世界图景带来的训练能延伸心智，使其更能领会新的、也许更有用的假说。
这是哲学能带来的另一个才智方面的用处，尽管在这方面它时常失败。人们应受教诲，意识到人易犯错、许多对未受教育者可靠的东西其实充满不确定性。孩子最初会拒绝相信地球是圆的，坚决断言他们看到它是平的。
但我记得对不确定性最重要的应用是在社会制度和理论方面。形成了客观的思考习惯时，我们才会有能力审视对自身阶层、教派的信念，并同样公正地审视其他人。我们应发现，我们最坚定并热情地持有的信念往往严重缺少证据。当一大群人类肉体相信甲时，另一大群人类肉体相信乙，那么每具肉体都会自发地憎恨那些相信其他荒谬事物的人。
此倾向最好的疗法是训练依照证据形成判断，并放弃缺少证据的确定性。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社会风俗也同样适用。人类学研究显示，有极其多样的社会风俗存在，而一些社会坚持着可能被认为与人类天性相违背的习惯。此类知识作为教条主义的解毒剂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在相互对立的教条主义成为人类主要威胁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时代。
客观思考和客观感觉的形成起码同样重要，并且应同样产生于哲学观点。我们的欲望，如感官，根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此自我中心特征与我们的道德体系相抵触。在一个例子中（其他也一样），渴求之物并不完全是失去动物禀赋——它是生活之必须——而是增加更开明、更普遍和更少被个人情况影响的东西。我们不该钦佩一个不喜欢自己孩子犹如不喜欢其他孩子的父母，而应该钦佩一个从对自己孩子的关爱而生发出更普遍关爱的人。我们不该钦佩一个对食物漠不关心以至营养不良的人，而应该钦佩一个从自己对食物的需要的知识而生发出对饥饿者普遍同情的人。
哲学在感受方面能做的与其在思考方面能做的极其相似。它不应该从个人生活中减去，而应加入。就像对哲学家的智力调查比未受教育者的更广泛，所以他欲望的范围也应该更广泛。据说佛陀宣称只要有人在受苦他就不会快乐。这把事情带向了一个极端，而且从字面上理解也过度了，但这阐明了我在说的感觉的普遍化。一个以哲学方式感觉的人不仅思考，还会以他自己的经验记录什么东西对他好、什么东西对他坏，并希望如同为自己一样为他人保护前者、避免后者。
3.3. 社会进步的根源
道德准则应像科学一样普遍化，以人力之所及，从此地和现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有一个简单法则可以测试基本的道德准则，即：“基本的道德准则不能包含专有名词。”我的意思是时空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指定为专有名词，个人的名字是，地区、国家和历史时期的名称也是。而当我说基本的道德准则应有此特征时，是在表明超越客观智力认同的东西，因为只要它是全部，一个基本准则就可能会对行为产生非常微小的影响。我意指更活跃之物，真实的欲望或冲动的本性之物，同情的想象的根源之物。它来自于大多数社会进步曾提出并且仍必须提出的一个广义种类。如果你的意愿和希望局限于你自己，或你的家庭，或国家，或阶级，或你所信之教义的信徒，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喜好和善意感都伴随着厌恶与敌意。从人类感觉的此二元性中，几乎产生了人类生命中的所有罪恶——残暴、压迫、迫害和战争。如果我们的世界要摆脱这些威胁它的灾难，人类必须学着更少地在同情方面受限。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它从没像现在一样比以往更真实。人类由于科学与科学技术，为了罪恶而联合，却从没为了善联合。他们学习全世界彼此毁灭的科技，而不是更吸引人的全世界团结合作的科技。后者的失败有种种原因：情绪性的缺陷，对所属群体狭隘的同情，沉溺于对其他群体的憎恶和恐惧。
以我们现有的科技，全球协作能消除贫困和战争，将所有人类带至迄今不存在的幸福和安康的水平。但尽管这显而易见，人类仍旧偏爱将合作限于他们自己的群体，肆意向其他群体投射凶残的敌意，这使日常生活充满了可怕的灾难景象。以各人利益行事产生了荒唐和悲剧性的缺陷，它不向任何外部事物撒谎，而只向我们自己易动感情的天性。如果我们总是像科学家一样客观地感受，就能明白我们的分裂和冲突是多么愚蠢，不久就能察觉到我们自己的利益能与其他人的协调，但毁灭他人的意愿却不能。狂热的教条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一大罪恶，根本上是智力方面的缺陷，并且如我之前所说，哲学补给是一个人智力的解毒剂。但许多教条主义有情绪上的原因：即恐惧。人们以为只有紧密的社会团体才能面对敌人，而对正统观念的微小偏离会对战争产生不利影响。狂热的民众是偏执的民众。我不认为他们在此明智。恐惧很少激起理性行为，却频繁煽动越来越恐怖的危险行为。
实际情况是荒谬的教条主义在世界的大片地区扩散。在完全客观感受到危险的地方，哲学的生发是最好的疗法。斯宾诺莎也许是有如我所说的感受方式的绝佳榜样，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如健康时一样，保持着对他人友善的关切。对于一个意愿和希望都极大地超越了自身生命的人而言，不会有恐惧的时刻——它只存在于那些欲望受限的人身上。他明白，他死后会有其他人继续他的事业，从未有过的大灾难早晚会被克服。他将人类看做一个整体，将历史看做逐渐摆脱动物屈服于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他没有哲学去避免狂乱的恐慌、发展出对不幸坚韧的忍耐能力，这些就不会像希望的那样容易。我不能妄称这样一个人会始终快乐。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世界几乎不可能始终快乐：我们凝视可能来临的灾难，发现将遭受令人困惑的绝望与骇人的恐怖，但我坚信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能更少像其他人那样如此。
4. 知识与智慧
Knowledge and Wisdom1 @罗素
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的时代在知识方面远超过去所有的时代，在智慧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增长。但当我们尝试定义“智慧”并考虑增进它的方式时，分歧就会产生。我想首先问问什么是智慧，然后是为了教授它能做什么。
我认为有许多因素有助于智慧。其中，我觉得应放在第一位的是主次观念：面对问题，考虑所有重要因素并赋予其相应权重的能力。但鉴于各种技术人员所需专业知识的广度与复杂性，这已经变得比过去困难。比如，假定你从事于研究科学医学。工作艰难，很可能占去你全部精力。你没时间考虑你的发现或发明可能在医学领域外的影响。姑且说你成功地——因为现代医学已经成功——极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不只是在欧洲和美洲，还有亚洲和非洲。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是， 这使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食物供给短缺、生活水平下降。考虑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它此时存在于所有人的脑中：你出于对知识公正的渴求而研究原子的组成，并意外地掌握了可毁灭人类的强大武器。在此方面，除非与智慧结合，对知识的渴求会变得有害，但对于今日追求知识的专家就综合视野而言，智慧并非必要。
然而，单有综合性并不足以构成智慧。还必须有一种对人生尽头的感悟能力。这可由历史研究阐明。许多显赫的历史学家造成的害大于利，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热情产生的畸形介质看待事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缺少综合性，因为它起于最远古的时代，延伸向无尽的未来。但他谆谆教诲的主要一节历史是从公元前四百年至他所在的时期——那时德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和进步的旗手。也许一个人能使构成智慧的综合性延伸至智力，甚至是感觉。但一个人知识广泛、感觉狭隘，绝非罕见。这样的人就缺少我所谓的智慧。
不仅是公众领域，私人生活同样需要智慧。选择要追逐的终点和从个人偏见中解放需要它。甚至一个可得的崇高的终点，如果被不明智地追寻，也会变得根本不可能实现。曾经有许多人致力于寻找点金石和长生药。无疑，要是找到，他们会为人类带来巨大贡献，但事实上他们的生命被浪费了。看看不那么奇异的情况，考虑有两人：甲先生和乙先生，他们彼此讨厌，由于相互的仇恨给彼此带来了毁灭。设想你到甲先生那，说，“为什么你讨厌乙先生？”。他无疑会给你一列乙先生可怕的罪行。再设想你去找乙先生。他会给你非常相似的一列甲先生的罪行，真假杂糅。如果你回到甲先生那，说：“你一定很震惊乙先生说了和你所说相同的关于你的事”，你又对乙先生说了同样的话。首先，结果一定是他们更怨恨彼此，因为每个人都震惊于另个人的不公正。但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说服力，也许你会使彼此相信另个人并不比别人坏到哪去，而怨恨对他们都有害。你这么做就能获得些许智慧。
我认为智慧的本质是解放，可能的话，从此地和现在的暴政中解放。我们不能避免感官的自我主义。视力、听觉和触觉都与我们自己的身体紧密相连，无法非个人化。我们的感情同样始于我们自己。婴儿感到饿和不舒服，这只被他自己的身体情况影响。随年岁的增长，他的视野扩展，他的思想与感觉相应地更少个人化，更少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实现了智慧的增长。这当然是度的问题。没人能完全公正地观察世界，并且如果有任何人想，他几乎不能活下去。但不断朝公正接近却有可能，一方面是通过了解稍远的时空的事物，另一方面是在感觉上给这些事物应有的权重。正是朝公正如此的行进组成了智慧的增长。
如此说来，智慧可以教会吗？并且可以的话，对它的教授应成为教育的一个目标吗？我倒想对它们都肯定地回答。在周日我们被叮嘱应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在其他六天里，我们被告诫要恨他。你可能说这没意义，因为他不是我们被告诫要恨的邻居。但你一定记得，此戒律被一谚语诠释：撒玛利亚人2以前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不再想恨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倾向于容易缺失此格言的精髓。如果你想领会此精髓，或许你应该用共产主义者或反共产主义者取代撒玛利亚人。憎恨恶人是正当的可能会被反对。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恨他们，你只可能变得和他们一样邪恶，而不可能是你劝他们放弃了恶行。憎恨恶是受它奴役。出路是理解，而不是恨。我不是在主张不抵抗。而是在说，如果对阻止恶的扩散有效，抵抗应施与最大限度的理解、最小限度的暴力，这可以与我们要保护的好东西共存。
普遍认为一种观点——比如我主张的——与恶行无法并存。我不认为历史证实了此看法。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亨利四世生活在一个几乎人人狂热的世界，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自由于时代和双方错误的他们，通过保持自由，都慷慨行善，绝不是毫无成效。亚伯拉罕·林肯发起了一场伟大的战争，从没背离我所呼吁的智慧。
我说了智慧多少可教。我觉得此教学应具开阔的智力因素，而非变成被认为惯例式的道德指导。我认为，憎恨和心胸狭窄的灾难性后果，对那些感觉他们如此的人而言，在传授知识的课程中，能被顺便指出。我不认为知识和道德应被过分分割。需要各种不同技巧的专业化知识的确对智慧没什么用处。但这应该通过广泛的调查用教育补充，使其可能在全部的人类活动中各居其位。甚至最好的技术人员应该是好公民，而当我说“公民”时，我指的是世界公民，而非这那派别或国家的公民。伴随知识和技术的每份增长，智慧变得越来越必须，因为每份增长都提高了我们实现目标的能力，但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明智，作恶的能力也会提高。这世界需要智慧，尽管它以前从没需要它，而如果知识继续增长，这世界在未来将比现在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