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住在薇琪特太太的出租屋，虽说他仍住在那，但会在每天早上——约十点半——穿上外套、戴上围巾，穿过马路去到学校。他感觉不错，实际工作也不繁重。只有几节拉丁语和罗马史的课做做样子——还是些老课文，连发音也是老式的。关于古罗马平民与贵族婚姻合法化法律的笑话还是一样——新一代还没听说过，它的成功让他可笑地得意起来。他觉得自己有点像是音乐厅的红角，在最后演出之后重新登场。
大家都对他能迅速记住学生的名字和模样感到惊奇，却没猜到他隔着马路与学校保持着何等密切的联系。
总之他是大获成功。他确实不可思议地对学校有帮助，大家全都知道、感觉得到。他第一次在生命中觉得自己被需要——被他心头最亲切的东西需要。世上没有更崇高的感觉了，它终于为他所有。
他还说些新笑话——关于军官训练队、粮食配给制、安在所有窗户上的放空窗帘。有种莫名其妙的法国肉饼开始出现在学校周一的菜单上，契普斯叫他“abhorrendum1”——“意为讨厌的肉”。这逸事传开了——你听到契普斯的新笑话了吗？
查特里斯在17年的冬天病倒，于是又一次，一生中的第二次，契普斯成为布鲁克菲尔德的代理校长。接着在4月，查特里斯去世，校董事问契普斯是非愿意在“整个非常时期”坚持下去。他说会，如果他们不正式认命他。面对这终于来到的最终荣誉，唾手可及，他却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不配得到，本能地闪开了。他对里弗斯说：“你明白，我已经老了，不希望大家——嗯——对我有过多期望。我像是你如今可以到处可以看到的新上校、少校一样——只是战时的宠儿。我只是个士兵出身的军官。”
1917、1918，契普斯全都挺过来了。他每天早上待在校长的书房，处理各种诉苦和请求。亲切和温柔的自信从他广泛的经验中产生。保持分寸感，这才是要事。世上这么多的人正在失去它，但在它原先存在——或应该存在——的地方，还是保持它为好。
周日的学校教堂，他正在宣读悲伤的名单，不时有眼泪落下。那么，为什么不行呢？师生问。因为他是老人，换做其他人，他们早就瞧不起了。
有一天他收到从瑞士的朋友那来的一封长信，它经过重重审查，但还是传来了新消息。接下来的周末，读过校友的名字和传略后，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战前在这的人中总有几个还记得施特弗斯吧，那位德国教师。战争爆发前他回国探亲。他在这儿时很受我们欢迎，交了许多朋友。认识他的人听到他上周在西线阵亡的消息会伤心吧。”
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件不寻常的事，坐下时脸色有些苍白。至少他没和别人事先商量过，不过也因此，没别人能被怪罪。之后在教堂外，他听到了争论：
“契普斯说，在西线。那是说他在为德国人打仗吗？”
“我想是的。”
“那么，把他的名字和其他所有名字一起宣读不是很滑稽吗？毕竟他是敌人。”
“哎，只是契普斯的怪念头罢了，我想。这老头儿还是那样。”
契普斯回到房间，并没有被这闲话搞得不愉快。不错，他还是那样——还有那些尊严和宽容的思想，它们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越来越难得了。他还想到：布鲁克菲尔德也将从我身上继承它们，而不是从其他人那儿。
有一次，他被问到对板球场上正在进行的劈刺训练的看法，他回答的声音懒洋洋的，还有些气喘病造成的音调，后来经常被过分地模仿：“我觉得——它是——嗯——恶俗的杀人方法。”
这故事被到处传扬，大受欣赏——契普斯是怎么对某个从陆军部来的高级军官说拼刺刀是恶俗的。这很契普斯。他们还从契普斯那造了个形容词——一个刚开始使用的形容词：他是战前的2。